六十三、搜集古董的意义（上）（2 / 2）

——在1934年，整个万国商团共有约两千人，通常由英**官担任总司令，兵员也数英国人最多，有六百名；其次是俄国人，有四百多名；再其次是两百五十多名华人和两百多名美国人。剩下还有一些菲律宾人、葡萄牙人和〖日〗本人不过。万国商团里面的〖日〗本人，现在都已经被〖日〗本的沪上驻军给拉走了。

因此。这是一支小规模的威慑性武装，虽然它的装备十分精良，野战速射炮、高射机枪、装甲汽车一应俱全，但却是打一个少一个，经不起残酷的消耗战，也没有可供补充的预备役兵员——在工部局的概念中，万国商团是用来吓唬人和弹压民变的，根本没想过要投入一场尸山血海的惨烈战斗。

如果是昔年的军阀混战，那么无论是哪一派军阀入主上海，都会给“洋大人”们卖一个面子，不会随意触犯外国人的利益。但眼下来的却是信仰马克思主义邪说的赤匪他们的作为可就难说了。

假如赤匪真的挥师猛攻租界，虞洽卿实在是没把握这些“万国商团”究竟能支撑多久。

事实上，出于对苏俄〖革〗命的惨烈记忆，还有对赤色分子的刻骨恐惧，就在上海市民大批涌入公共租界的时候，租界内的一些富豪大亨却同样在收拾行李，抢购船票，准备逃出上海躲避战祸。

但是，一旦逃出上海，对于那些头面人物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握。当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上海被赤匪的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时候，如果虞洽卿等诸位“海上闻人”不是留在上海积极周旋，从国民〖革〗命军之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而是卷着行李仓皇出逃的话。那么，得不到江浙财团资金援助的蒋介石，恐怕未必有胆量对赤匪举起屠刀。〖中〗国现代历史的走向，也就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了。

这回到底要不要离开上海呢？望着窗外难民们人头攒动的景象，虞洽卿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然而，还没等他最后拿定主意，租界工部局总董事安诺德派人送来的一张请柬，却打断了他的思路。

看着手中这张精美的请柬，虞洽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轻笑“圣诞宴会？！都什么时候了，安诺德总董还有心思办这玩意儿”他屈指弹了弹请柬的纸面“也罢，我就在租界再留几日看看形势吧！”

与此同时，身在苏州的王秋同学，也望着身边堆积如山的各色古董，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作为全〖中〗国大名鼎鼎、人杰地灵的“园林之城”以及江南水乡的人文胜地，苏州的古董万物一向甚多，各式明清家具、名人字画、官窑瓷器、玉石刺绣样样都有，早就让穿越者们垂涎不已。

于是，应“共产国际纵队”的强烈要求，红十军团在控制了苏州城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征购”了全城的古董店。给店主发了一大笔英镑或美元钞票，然后把店内存货一扫而空；第二件事情则是打土豪斗地主，把城里那些豪门大户一个个尽数拘来。用“〖革〗命语言”数落一通，然后给他们做一道选择题：愿意乖乖交出家里藏着的古董珍玩，就赏赐大笔钞票，不给的话就上街游斗结果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拿钞票。

第三件事情则是搞“以旧换新”活动，用“高端洋气上档次”的塑料和铝合金家具，换走那些“低端土气没格调”的红木和黄huā梨家具——这个主要是针对家里有好东西的一般人家，以此来维护红军的形象。

几招齐下之后。一时间全城骚然，苏州各处名园尽数遭殃，什么拔步床、八仙桌、太师椅、玉石屏风、宣德炉、三足鼎、官窑宋瓷、汉朝铜镜、唐伯虎和郑板桥的字画、甚至是积年好木料打造的棺材统统都被搜罗到了红十军团的临时指挥部。再被王秋同学通过虫洞传送回现代世界。

——所谓“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在民国时代朝不保夕的〖中〗国人眼里，古董的价值意义实在有限。

在刚刚看到这么多古玩的时候，王秋同学一度感到很〖兴〗奋。但随着传送回去的古董越来越多。他却不由得犯了嘀咕——之前在异世界收集的木料、金银、毛皮，还可以勉强说是输入原材料，支援国家建设。如今弄回去这么多不能吃不能穿的古董，虽然利润十分丰厚，但感觉似乎对国家对社会没啥好处

如此这般瞎琢磨的多了，王秋心中那点原本快要掉光的节操，也就渐渐回来了于是，本着对国家、对政府、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抽空找了个机会，跟杨教授谈及此事。却得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回答。

“搜集古董，与国无益？谁说的？”杨教授惊讶地眨了眨眼睛“且不说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就是纯粹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说，这也是在创造市场购买力，帮助国家避免经济危机啊！”

“创造市场购买力，避免经济危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王秋一时间听得目瞪口呆。

“怎么会是开玩笑呢？你在学校里的思想政治课上应该读到过，经济危机是怎么诞生吧！”杨教授如是问道，然后没等王秋开口回到，就径自说了下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在这一制度中，资本与劳动存在着根本对立。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企业一方面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这样就形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普通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需求增长经常赶不上生产增长，从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这一串拗口的专业名词，顿时让王秋听得有些头晕。于是，杨教授只好拿出了自己在大学里上课的本事，一边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一边跟王秋耐心地解释其中的道理：“从资本主义出现那一天起，就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购买力不足。如果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主义系统里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工资买不光所有商品，必须利润也加入购买，产销才能平衡。

而这就引发了下一个问题——消费倾向递减原理。虽然说赚钱多的人huā钱也多，但从比例来看，月薪500块的人必然huā光收入，1000块的人最多攒一两百元，月薪一万的时候，可以每月攒几千存款。等到月入百万，虽然奢侈品消费已经不少，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两三成。至于收入更高的人，往往消费就要停滞了。在物质享受上，美国首富未必能够和国内的某个大房产商拉开明显的差距。

这咋一看是好事，有钱人不消费，多好啊，为社会节约资源。但是从全局上看，问题就出来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资分配在大多数人手里。工资基本都huā掉了，但利润大部分没有被huā出去，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商品售价>老板的消费+工人的消费。商品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都卖出去。

卖不出去咋办？老板的第一反应是减产避免亏损。减产不是为了少造东西，而是为了少开工资。工人没了工资自然就不买东西。结果，从全社会来看，购买力减少的比例比商品减少的比例还高。各行业的老板只能下意识地再裁员，再限产这样一轮轮的折腾下去，整个国民经济就崩溃了——这就是经济危机。

总之，经济危机的诞生就是这个原理。只要你一心立足于在体系内解决问题，这个问题就根本绕不开。

当然，这个问题在工业化之前并不严重。没有工业的年月，个人生产率很低，个人消费却有下限——总不能让人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里，剩余产品再多也不是大事，只要君王或贵族们稍微挥霍一下，或者打几场战争，剩余产品就消费掉了。在更多的情况下，实际上是社会财富不够用，底层百姓只能饿肚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