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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7章 (月月(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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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解放后,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沪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在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岭南沿线一带。

地域的关系,这里出逃的人数最多。尤其是鹏城当时还叫宝安县,这里成了无人村,十室九空,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66年,十年动乱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鹏城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羊城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鹏城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岭南、鄂、湘、赣、桂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鹏城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羊城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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