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主是个好东西（2 / 2）

这份秘密文件上只有朱帝象和陈美其的大印,是他俩和内田良平秘密签订的,复民同盟会很多内部骨干对此事都一无所知。从《纽约时报》上看到这份“密约”。复明同盟会的二号人物黄克强怒气冲冲跑去找朱帝象,把报纸扔在他的脸上:“以前你让我们按手印效忠你个人我也就忍了,现在竟然革命尚未成功,你就忙着和日本人干如此苟且的勾当。你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今天马上就脱离复民同盟会。”

朱帝象一脸委屈。道:“黄克强同志,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你想想,我们什么都没有。不拿这些跟日本人合作,他们会资助我们吗?我们现在不强大,等我们夺了政权,上了台,这些条约自然就只是废纸一张。”

黄克强哈哈大笑:“原来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能上台。”

朱帝象道:“你还是不懂政治,所谓政治。就是我们上台,让别人下台。”

黄克强握紧拳头,一脸鄙夷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从即日起。我宣布脱离复民同盟会,谁愿意跟着你干,谁就干吧。”

说完,黄克强便转身离开了,只剩下朱帝象孤独落寞的眼神。

就在朱帝象最困难的时候,复民同盟会另一位元老陶章成,还落井下石,站出来揭发朱帝象收了日本人的一大笔钱,却没有交给复民同盟会,宣布另成立光复会,拉走了复民同盟会的一半会员,黄克强、宋仁教等人也另外成立民主同盟会。复民同盟会分裂,一分为三,朱帝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就只有陈美其等几个死党跟在身边。他忽悠一些唐人街的华侨给他捐款,但美国华侨大多也看了报纸,所以他筹款不多,最落魄的时候,不得不去美国的餐厅刷盘子。

宋骁飞在国内,也开始启动了民主改革,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国民主改革委员会,参议长容闳、副总统张之洞、内阁总理盛宣怀、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严复等人都是委员。

宋骁飞决定先从推动法治中国开始,他在主持开会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复兴党刚成立时,就制定了目标,要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家。现在很多人误以为民主就是美国的两党轮流执政,这是大错特错,民主一词源于希腊的‘demos’,意为人民。有人说我们复兴党是一党独裁,就是不民主,这些人,是识洋不化,一党独裁,换句话说,就是‘一党长期执政’,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政治稳定,很快就能做决策,缺点就是容易照成横行。不过只要我们从严治党,从制度上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个问题会解决的。民主最核心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其实中国的民主程度并不低,县级以下都没有政府。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绝对不是那些鼓吹暴力的革命分子能理解的。而且,不是说,有了民主,国家就能一下文明富强了,人民就吃饱穿暖了,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法国1793年发生的大革命。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梁启超说,“我赞同大总统的意见。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不是万灵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增加行政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袖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

容闳说:“是的,民主还可能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有时民主的代价太高,甚至难以承受。然而,这不是民主本身的过错。而是某些政客的过错。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宋骁飞点点头,说:“但其实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民主问题,而是吃饱饭穿暖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这几年突飞猛进,我刚洽了大总统令,免除一半的农村税负。现在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推进依法治国,搞好经济和民生,其实中国具有很好的法治传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根深蒂固。推行法治,根除,才是当前我们要做的。我们现在有了宪法,但还要推行宪政！依法治国。”

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宋骁飞推荐在座的都读一读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宋骁飞表示,“这是世界公认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一场以‘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为原则的大革命,最后异化成断头台上血腥弥漫的人间梦靥,这值得在座的各位深思。中国搞民主改革,要彻底抛弃卢梭的‘文学化的政治思维’。”

容闳说:“大总统何来此言?”

宋骁飞回答说,法国1793年大革命的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革命者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普遍性的理论,去取代统治当时社会复杂的传统习惯,这对“立德立言”的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这种“文学化的政治思维”,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非卢梭莫属。他也是雅各宾派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的“精神导师”。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科学与艺术》等著作中,将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追溯到财产私有制的产生和由此引起的妒忌,他认为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显然只带来道德的堕落,艺术和科学都源自懒惰和安逸。他把促进历史发展的社会分工,看成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不平等。卢梭的抽象思维,忽略了显而易见的现实:除了在空想社会,“平等”都不可能等于“无差别”。他看不到平等在现实中,只能是法律上的“权利”,而不可能是“财产”;他看不到他提倡的“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但凡自由分工的社会,就会有理发师、掏粪工、餐厅服务员、老板、工人,最后人人平等只能是法律意义上的。

容闳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自己也常常像卢梭那样,把自由平等挂在嘴边,说:“大总统说得有道理。”

宋骁飞说,我不是说不要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也是好东西,但我们要搞清楚它们的内涵。卢梭的思想,在脱离了旧制度的宗教、法律、习俗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看来是”和“实际是”两个样子。这种空中楼阁一样的思想,成为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后,革命者的激情代替了理性,代替了自由,毁灭代替了博爱,大革命从“自然法则”彻底堕落成原始野蛮的暴力运动,最终,断头台上人头滚滚,共和国的土地上血流成河,也就无可避免了。当时法国的高级官员,盲目地接受这些“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的自由平等社会,大革命才酿成了大悲剧。所以,我们这些当政者,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不能盲目接受一些时髦的政治言辞。即便是“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我们也要坚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去“借鉴人类一切文明发展的成果”,一步一步走向民主文明富裕的强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