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行者行,离京之时】（2 / 2）

弹章冗长，不过所有看过弹章的人都只会关注以上内容罢了。

这个案子不难办，依照法度，行贿与受贿者同罪。只待刑部核查清楚，报备大理寺，交予内阁蓝批，然后呈交陛下朱改。最后将两人问斩也就是了。可问题是，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如果这么简单又何必拿到朝堂上争论？

国人都有“引鉴”之理，既然发生了这种事，当然要想出一个能够杜绝这种事情发生的解决办法。那好，问题就复杂了。如何才能杜绝呢？

当时朝堂上就有官员提出，需整顿银行，或将银行归入户部以利管辖监督。就这一句话，顿时引起了后党朝臣的激烈反对。

其实从这个弹章拿到朝堂上争论的那一刻起。后党就意识到这是帝党挖下的坑，就等着他们往下跳呢！只是后党没想到，帝党早在去年之时就开始着手布置了。有印象的内阁参议们还记得，这道《奏请免青徐两州一年赋税折》是去年渤海侯遇刺之时交上来的，当时朝会，很多朝臣都在为雒阳府尹上官鸿的《奏请彻查渤海侯遇刺案及弹劾羽林暗卫逾权断狱折》而大发争吵，竟然都忽略了这个小奏折。却没想到这是帝党布下的第一枚棋子。在这个时候发作出来罢了。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些，倒也不可怕，唯一可怕的是。荆州州牧崔节的弹章居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拿到朝堂上议论。

要知道，大汉帝国行政制度非常严密规范，外省一般奏折都是经过工部建筑司官驿局统一收取，然后放到行政院分拣司统一分拣---当然，这个过程是不能打开奏折的，有火漆封印可以验看---然后根据奏折封面的题奏判断该奏折是转交行政院还是检察院。接着才是各院参议郎中翻看，如果有写直呈内阁的，则必须直接交到内阁参议处，等候内阁大臣查看拟批答复。

而枢密院因涉及军事，另有一套奏折传递路径，一般是通过枢密院分设各军团的兵部车马司统一收取，然后直接呈交枢密院各部参议、参谋，然后才是递交内阁。

当然，为了弹章这种敏感奏折能够真正放到能管事的大佬面前，帝国还专门设立了另一套传递体系，主要还是以暗卫踏白为主---这也是暗卫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每州每郡，甚至每个县都有暗卫设立的公开点。因为弹劾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官员之间，所以平民百姓是不会知道这个点设在何处的。但六品以上官员大都知晓。暗卫收取弹章之后，会通过军驿方式发往帝都，最后呈交内阁。

以上三种奏章传递渠道，最后都必须经过内阁---暗卫自己的奏折不在此列---特别是这种能够拿到朝会上的奏折，更是肯定要在内阁大臣中过手的。也就是说，此次正四品州牧弹劾正三品郎中的弹章是经过内阁大臣同意的。再进一步说，内阁大臣中至少有一位大臣是坚定站在帝党这边的。

可问题又来了，内阁三位辅政大臣中，谁是帝党？谁是后党？

为了平衡，内阁三位辅政大臣都是有单独上奏权力的，他们各自分管的奏章也是不需要经过其他两位大臣同意便可签发的。只有不决之事才会拿出来讨论，或者交由皇帝裁决。这样一来，三位辅政大臣都有可能是帝党，也有可能是后党。

可这一日的朝会上，不知是故意还是有意，内阁三位大臣都没有出现，只有礼部尚书东方棤主持。而那份弹章则是由礼部宣传司的郎中陈泗拿出来的。

谁都知道，礼部其实是朝中万年的中立派。特别是这个陈泗，他这个宣传司郎中。负责帝国邸报刊登诸事，经常曝露一些帝国官员的糗事，不管帝党还是后党都曝过，是个非常讨人厌恶的人。有些被他曝过糗事的官员甚至骂粗口，称他为“朝堂搅屎棍”，而他听后还怡然自得，甚至在邸报上大肆宣扬。简直不可理喻。

面对这样一个人提出的弹章，谁都无法淡定地单纯认为是帝党或者后党向对方发动攻击了。

从表面上看，很明显，这是一件对帝党有利的事情，可以借着这件事完成对帝国银行名正言顺的接管，从大义角度上占据先机。但事后很多帝党官员互相通气。却发现都不是事前就知此事。而后党也本能地开始反对这件事。为了反对，许多官员甚至提出“荆州牧诬陷同僚，以下犯上”为罪名，要求刑部将崔节也定罪。

这样一来，牵连面就广了，一时间说荆州牧有问题，需要押回帝都质询者有之。说此事还有待勘察。需将当事者全部递解进京者有之。还有人认为检察院监守自盗，已不能履行监察百官之责，左右谏议大夫难辞其咎的。更有一些不怕事情闹大的官员高呼开三司会审---这种人就是脑残，直接无视。

众臣委决不下时，还是东方棤干脆地站出来提议召开“廷议”！这才堪堪解决了今日的混乱朝会。

而散朝的大臣们回到各自的衙署纷纷开始准备，互相串联、呼应声援，甚至开始准备“廷议”分辨等等事宜。不论帝党还是后党，就在这一个弹章下。开始滚滚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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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议”，顾名思义，廷臣会议。主要是处置“事关大利害”的政事。这是圣祖皇帝立下的一个决策方式。一般来说，廷议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帝号，祭祀，官制，人事以及军事等内容。

当然。最重要的是，一旦群臣决定召开“廷议”则皇帝必须到场。而所有“委决不下之大事”皆由皇帝圣裁。经由“廷议”出来的结果，也被认为是高于内阁蓝批的决定。廷议决策出来之后，就是群臣“公决”之事。反对或者违背就是与整个官僚集团作对，是会被冠上“专独”“藐上”“欺君”等等大罪名的，帝国自圣祖以来，还没人敢这么做。

还有一点，“廷议”它不是朝会，朝会一般都是各部当日主事官员携本据奏，或者事先等到通知要来参加朝会等。而廷议相对来说就自由多了，只要你有七品官身，而且人在帝都，那就可以来参加，只需要廷议召开前在户部备个案即可。

圣祖定下的规定里，甚至还规定只要拥有男爵以上爵位者也可参加。当然，一般没有那么不要脸的男爵会挤进来玩。而有官身的官员其实也有很多是不愿意来的，毕竟廷议之事说好了就是皆大欢喜，说不好就会被某些大佬盯上，以后的日子必定难过。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个规定体现出了一定的民主，虽然只是在官僚内部的民主，但在封建集权的大汉帝国，能有这种事情已经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据说在圣祖一开始创建这个制度时，很多官员反对，认为朝堂之事不必搞的这么人尽皆知，甚至出现前廷议只有寥寥几位朝臣参加的窘况。后来随着圣祖皇帝开疆拓土，西方文化开始一定程度的传入，罗马元老制度也被广大帝国官员熟知之后，也就慢慢接受了。

发展到现在，“廷议”制度已经是大汉帝国很多时候的首选决策制度，官员们也积极准备廷议，参加廷议，希望在廷议上一鸣惊人，博取政治资本。当今首辅宇文护，当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泗水郡郡丞，那年入京述职，正好赶上先帝因为太子刘炬牵扯到渤海侯沈慕杀人案而召开“廷议”。廷议上，宇文护妙语如珠、语出惊人，驳倒了那一届的首辅关歆，为后来太子摆脱罪名立下汗马功劳。等今上继位后，立即将宇文护调到帝都，先从户部外郎做起，短短十年就当上了内阁首辅，这一际遇可以说羡煞旁人啊！

自那之后，很多官员都对廷议非常着迷，就希望借这个机会一飞冲天。但今上之前都被太后压着，最近几年才算开始掌握大权，可因为帝国银行的掣肘，许多事都没底气做决定，廷议也开的少，有举行也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根本没有一飞冲天的机会。

但这次不同，所有人都看出了这是个机会。不过抉择有点难下，毕竟这后面的关系复杂的很，水也太深了。当然，当年渤海侯沈慕的案子水也不浅，宇文护不也趟过来了么？富贵险中求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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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帝都一片纷扰，风波乍起之际，沈云和方誊背上行囊，离开的帝都，一路往南，径直朝淮南郡方向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