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章 回归本质（2 / 2）

唐太宗时代，“义仓税”的征收方式是按田亩的多少来算，每亩须缴纳两升土地上的粮食出产。唐高宗觉得这种征收方式太麻烦了，每年秋收都得派人去基层查验土地的亩数、确认种的具体是什么，于是又恢复了隋文帝的老办法——按户纳税，最富有的上上户纳粮五石，依次递减；而且不管有田没田，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得交。

武则天时代，“义仓”政策再改，变回按田亩多少收税。唐玄宗登基后，又变更为农户与大宗土地拥有者按田亩征税、商人按户征税……如此这般变来变去，核心动力全在于想要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得到最大的征收成果。但遗憾的是，有唐一代，“义仓税”在征收上不遗余力，在使用上却是一塌糊涂。

唐高宗、武则天时代的“数十年间，义仓不许杂用”，只许拿来赈济灾荒；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自中宗神龙之后，天下义仓费用向尽”，到了唐中宗时代及之后，义仓里存储的粮食，已被挪用得干干净净。直至在唐德宗的支持下，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改革，暂时取消义仓之税。

“换汤不换药而已，只不过将仓税并入其中而已！”赵昺叹口气道。他十分清楚所谓两税法，就是将杂税与缺乏正当性的临时性税种，也就是“暂时法外之法”，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成为正税的一部分。杂税之名消失，但杂税的额度不消失，而朝廷却降低了征税成本，提高了征税效率。

“官家这次说错了！”章屏舀了两勺汤喝了，笑着道，“义仓之税在并入两税后，名目也曾一度消失，但仅五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并对政策做了修订，要求‘官司但为立法劝谕，不得收管’。”

“这也算是明知实归了！”义仓交由民间管理，地方官府只许起倡导作用，不许将其控制在手，赵昺捻起两粒干果放到嘴里嚼着道。

“唉，官家怜悯天下，可惜新政只实施了短短二十年，至宪宗时，又下诏将部分田赋纳入义仓，继而取得了对义仓的控制，随之又被挪用。”章屏莞尔一笑道，“我朝开国后，太祖与仁宗曾试图重建义仓，但朝臣们以‘赋税之外，两重供输’为由反对，最后皆作罢！”

“唉，也许是太祖和太宗皇帝重建义仓是回归民间管理，用以赈灾呢？”赵昺叹道，他当然清楚两重收税是不合理的，但想到自己欲恢复大宋旧有的福利体系而受到朝臣们消极对抗，误解了为民的本意。觉得这两位祖宗可能出发点也是好的，同时遭到了朝臣的误解，可又想到先祖们的德行，心里又不免含糊。

“神宗朝，推行新政，强行推行，义仓得以重建。并按照家产划分税额，且义仓皆建在县中，与县仓合二为一。”章屏很快给出了答案。

“怕是又走了老路！”赵昺听到‘二仓合一’，便觉不好，但仍存侥幸地道。

“这次官家猜中了！”雷妍噗嗤一笑道，“徽宗年，奸相蔡京为制造繁荣之相，也为了筹措修建艮岳之资，他下令将江南、两浙等路的义仓粮食，只留下三成，其余全部运往京师。而南渡后，义仓存粮被官府控制的现象并没有改变，粮食被挪用的现象依然难以禁止。”

“高宗曾斥责州县对义仓妄有支用，导致水旱灾害发生时无粮赈济灾民；宁宗时，相关衙门将义仓粮食拿出去倒卖生财，同样很普遍。这遭至时人诟病，曰：若义仓米，则本是民间寄纳在官，以备水旱。既遇荒岁，自合还以与民，朝廷岂能攘民所寄之物而私用粜钱。”

“朱熹知天下百姓苦于此，曾上书重整义仓之制，将社仓交由本乡人士主持，仓廪设在乡里而非州郡，社仓的收粮与放粮由地方耆老掌控，不许州县干预。此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开始向全国推广，但不久又因朝堂之争无疾而终。”

赵昺听了沉默不语，他知道其实自隋文帝开始，历代皇帝就清楚义仓的实质是一种民间储蓄，是民所寄之物。而心知肚明的他们之所以将此当成一种税，由官府控制后，仓储挪用、强制催收的事情不可避免，导致出现灾害百姓无法得到赈济，仍然不愿放手，除了为了缓解财政困难，贪图享乐之外，还有担心百姓在荒年据此造反之心。

而要让义仓回归本质，实现其旧有功能，赵昺觉得还是要放权于民，但目前来看阻力很大，实施后也难免会有官府插手其中的事情发生，对他的执政能力也是极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