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黑船来航（上）（1 / 2）

1845年，江户城。

一座气势恢宏的日式宫殿中，微风吹过风铃发出清脆的响声，美丽的樱花随之飘落。

盘腿坐在榻榻米上的人便是阿部正弘，幕府首席老中，在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之一。

年仅二十七岁便成为了首席老中，在江户幕府的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

只不过此时的阿部正弘却完全没有“少年志得”的意气风发，也没有心情听那悦耳的风铃声，樱花的飘落更是让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悲伤。

幕府内部都称阿部正弘为“瓢箪鲶”，可见人们对其期望之高。

传说中有一条巨大的鲶鱼背负着日本诸岛，它一动身子就会发生地震，因此惠比须神便用葫芦压住鲶鱼。

鲶除了有破坏毁灭之意，同时也有复兴改造之意，被称为“改造社会之鲶”。

而葫芦本身在出云就有无病息灾的意思，于是乎瓢箪鲶便有逢凶化吉、消灾解厄之意。

只不过身为首席老中的阿部正弘比谁都清楚，此时的幕府已经日薄西山，赋税徭役已经高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水平，但是依然无法还清欠下商人们的债务。

中央政府的虚弱导致整个日本都处在动荡之中，野心家不断通过对外走私贸易和进一步压榨领民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曾经将农民弄得半死不活，便是统治的秘诀。

然而此时农民已经活不下去，屡屡发生暴动，甚至有些低级武士和商人也加入了造反的行列。

而幕府只能不断向商人借钱来应付眼前的危机，此时很多大商人的实际地位已经远高于武士阶层。

阿部正弘所不知道的是造成这种怪圈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贡米的市场占有率与米价的同步下跌，即意味着幕藩领主所拥有的财富锐减。

当时日本的税收缴纳的主要是粟米，所以这就造成了大名们财政的普遍困难，同时也意味着家臣、武士禄米的实际价值下降。

俗话说仓禀实而知礼节，现在这些武士连饭都吃不饱又哪来的忠孝、节、义。

（日本人讲究忠孝一体，或者说忠孝一本，所以没用顿号分开。）

同时囊中羞涩的武士阶层也对社会现状越发不满，毕竟按照他们的传统观念和所学来看，商人应该是末业。

而此时却骑在他们头顶作威作福，更可恨的是那些武士宣誓效忠大名们居然也和商人们串通一气，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些武士便开始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不过那些最有能力和最聪明的武士通常会选择为商人尽忠。

实际上当时想为商人尽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僧多肉少，但这难不倒这个熟读《三国》的民族。

很多武士都选择了“认贼做父”，做商人的养子。商人们同时也开始觊觎更高的权力，去做那些大名、华族的养子。

只不过他们这些养子并不是打算去“尽孝”的，而是去夺权的。日本历史上的养子文化十分复杂，在本书中就不赘述了。

只要记得养子是有继承权的，而且同样可以继承家督之位（族长），并且由于自带势力，通常会在继承战中更具优势。

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甚至有“商人一怒，而天下惧。”的说法。（原版是“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不过觉得没啥气势就改了一下。）

实际上幕府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不知道这种乱象，同时也采取了一大堆改革自救措施。

常规的方法就不说了，只说一下其中最为离谱的举措，那就是可以对要账的人使用“无礼讨”。

（无礼讨便是大家经常说的武士随便杀人的特权，但实际上这项权利在多次修改之后适用范围已经极窄。）

没错，就是可以公然赖账，砍死那些逼债的商人。不过很快金权就压过了武权，无礼讨也不再试用逼债的情况。

总体来讲幕府的这些改革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毕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的衰落几乎是必然。

同时豪农和豪商的出现，这本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产物。

豪农就是通过土地兼并的农业资产阶级，豪商们则是类比于欧洲的金融资本家。

这些人在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后，就想要进一步发展，但那势必会进一步削弱原有统治阶级（幕府、大名们）的力量。

这种情况会随着豪农和豪商的强大，与幕府的衰落会不断重复进行，直到双方地位发生改变。

不过当时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弱小，更是没有商人自治的传统和足够的社会地位支持他们革命，所以才显得异常另类。

阿部正弘的前任水野忠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一方面高举反贪大旗，另一方面自己私下里疯狂收受贿赂。

但是那场在亚洲发生的战争给幕府的震撼实在太过强烈，就连其内部高级官员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强烈的危机感让一名叫盐谷宕阴的幕府高级官僚，不顾自己的性命将大量关于那场战争的资料公之于众。

在当时的日本唐风说书（大清）和兰风说书（荷兰）都属于绝密，只有少部分幕府高级官僚才有知情权。

盐谷宕阴的行为立刻在日本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尤其是对武士阶层来说简直就像是天崩地裂一般。

因为他们的信仰崩塌，然后就是大和民族的传统艺能——刨腹自尽。

“呜呼，巨炮震天坚城摧，夷船进港汉军走。哀哉！讲和金百万，往买夷酋一朝咲！”

这是一首生活在天保年间的诗人所做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场战争给日本人带来的震撼。

于是乎幕府在水野忠邦的主持下开始了一场改革，当时日本面对的两个最大的问题是粮食产量不足和统治阶级没钱。

此时的日本天灾不断，就连最富庶的大阪地区都出现了饥荒，更不要说其他土地贫瘠的地区了。

种田不出粮食，人总不能呆在原地饿死。于是乎大量的水吞、小前（日本穷苦农民最下层），开始逃往城市以求一线生机。

这在某种意义上讲给日本的工商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是农民跑得多了，粮食产量自然更低，粮价继续上涨，更多人破产。

水野忠邦为了打破这种循环，颁布了《人返令》就让那些农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这种做法不只得罪了农民，也得罪了商人。